1944年党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对这个问题虽然有关部门和学界已作了一些说明和研究，但总体上看，分析不够，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因此，笔者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拟对中央城市工作部成立的背景原因，以及后来又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等问题作一些分析研究，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际方面看，在欧洲战场，1941年德国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但就在这一年法西斯侵略战争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两大阵营最后形成，世界人民和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空前团结壮大了起来。1943年初，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德国的进攻遭受到严重挫败，苏联红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东方战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日本军队表面上穷凶极恶，对我国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但实质上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战线拉得很长，已被兵力枯竭的难题所困扰，并且战时物质异常匮乏，大有强弩之末的趋势。正是根据这样的国际形势，毛泽东1942年11月6日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1943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各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希特勒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可以预见得到，德国、日本等法西斯阵营注定失败的结局已为期不远了。

从国内情况看，在整个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顽固派都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采取各种军事的政治的措施，欲加铲除消灭而后快。从1939年冬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到1941年初又发动皖南事变，再到1943年6月调集和部署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断掀起反共的浪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与进攻，党中央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力求团结，避免冲突。就是在内战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党也抱定着求团结求和平的态度，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指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尽管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也仍然是要准备打内战的，这一点党中央也已充分估计到了。对此，毛泽东分析认为：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但是死路。第二个，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但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从1942年到1943年党中央通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到来，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险性严重存在，在这一预见判断的基础上，紧接着而来的是1944年我们党处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和措施加以驾驭和把握，这是一个关系革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问题的提出与根据

上述国际国内的形势背景，实际上是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又在加紧实行独裁和准备内战的情况下，我们党能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取决于我们党能不能在对日军的战略反攻中取得抗战胜利的果实，能不能在维护和平民主的前提下，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危机。进一步说，就是我们党具不具备这些能力，又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而这一准备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城市工作，夺取和占领大中小城市。这就是1944年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然而，“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所以要“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如果不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应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中，“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正因此，6月5日，党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开展城市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论述了占领大中小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现在不提出这个任务，那么我们在抗战中，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将犯大错误。

那么，我们党开展这一极为重要的城市工作具有什么样的根据和条件呢？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党有着较充分的根据和优势条件。在整个的抗日战争中，我们党深入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牵制、消耗了大量日军，日军占据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大都处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在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有着主动地位。到了1945年春，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上升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却绝大部分滞留于大后方，远离敌占区，当日军1944年4月发动豫湘桂战役时，又望风而逃，溃不成军，三省大片国土沦丧。因此，毛泽东在分析我们党开展城市工作的条件根据时指出：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为出发点的，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如果说过去我们党还没有大规模从事城市工作的条件，但现在不同了。从1944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的局部反攻，到1945年的全面反攻，就“从敌伪军队手中光复了国土31万平方公里，包括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卫、临沂、淮阴等中小城市280多座。”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更加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关于开展大中小城市工作的重大问题，我们党是有条件有优势有能力加以解决的。

中央城市工作部的成立

我们党根据对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内政治军事的发展变化，已把全党开展城市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战略高度，因而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1944年6月5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以彭真、刘少奇、康生、周恩来、高岗、刘晓组成，以彭真为主任。时隔三月，又在9月1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9月4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

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要从事什么具体的工作呢？从党中央的要求看，总的讲就是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习管理工商业，掌握铁路、工厂、银行等，同时要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争取更广泛的人心和力量。很显然，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主要职责，更多的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尽管由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很多大中城市的占领，进而发动全面内战，对群众民主运动的镇压，我们党开展城市工作的政策策略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夺取和占领的城市在范围和数量上也有所减少，工作上采取隐蔽精干，不过分集中统一，避免硬碰硬等措施办法，但城市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没有中断。1946年2月25日，华东局在目前城市工作的指示中说，城市中的各阶层群众对我党的希望和依靠更为增加，我们的上层各界统战范围扩大了；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对城市展开社会的、全面的、群众性的上下层统一战线的活动。3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建立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深入产业工人和学生群众当中，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群众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12月2日和16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为加强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决定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1947年4月29日，党中央又对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地城市工作部的工作方针和办法作出规定，主要是划分了各自工作的职责和范围。7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部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做了一些初步的总结，对过去十年的统战工作加以梳理，深化了国统区统战工作的理论认识，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对解放战争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统战工作提出了方针、政策和原则，具体说，就如何展开对国民党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对开明绅士及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对群众运动中统战工作等，均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和政策策略。

综观1944年9月以来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及各级城工部的历史，它们按照中央的规定要求和自身职责任务，开展了大量的繁重的统战工作，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推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要知道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的原因，还需要了解一下中央统战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统战工作任务的加重，党中央于1939年1月5日成立了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又于3月20日对统战部工作专门作出指示，明确了统战部主要的经常性的工作，要求各分局、各省委、各特委必须经常讨论和领导统战部的工作，如果还没有统战部的应赶速成立。一年后，党中央又于1940年8月15日下发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要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的工作，对于这种交朋友的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必须受到严重的责备；凡是存在着忽视、轻视统战工作，不研究、不督促统战工作现象的，必须立刻改正。这实际上是对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和督导。11月2日，中央统战部专门就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发出指示，认为“由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在党内是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历史传统和积累经验足供参考，所以虽然全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数年，但对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至今许多地方党部还有不正确的或不明确的观点，因而影响到统战组织不健全和工作少成绩”。为了健全组织，加强工作，指示特别强调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委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并就统战工作的干部问题、对象和范围问题、方法问题等进行了检查指导。从上述指示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战工作还不能很好地顺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不能满意地达到党中央的工作要求，而能不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又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能不能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阶段渡过险关，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个阶段，党中央在统战工作问题上极其重视，加强指导，阐述了许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发出了一系列的工作指示，保证了统战工作的及时跟进并发挥了重要的法宝作用。

1942年初，党中央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拟对中央机构作精减。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归组织委员会统管。1944年中央城市工作部成立后，中央统战部便以中央城市工作部的名义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央为进一步精减中央机关，也因王明（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长期休病假不在位，决定把中央统战部划归中央城市工作部。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年12月，党中央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又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的广泛和扩大，从此，建立新中国的新政协运动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批批党外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为了适应建立新中国的新形势和日益繁重的统战工作的需要，8月24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在中央汇报时大家意见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便能管政协、海外及国区”。毛泽东批示：“同意这种改变”。9月26日，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 而当时中央统战部的首要工作任务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协助中央进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到解放区，进行联络和接待工作。

（作者：杨跃进，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