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王绍鏊记忆中的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

辛亥革命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辛亥革命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大大小小300余个政党。民主革命斗士王绍鏊早年即投身于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后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发起人之一，见证和参与了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全过程。

本文是他记载的几个带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成立前后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到当年的知识分子寻找光明的艰难求索之路。在建党百年之际重温这些史实，我们可以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

王绍鏊去日本前与母亲的合影

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1年，王绍鏊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当时国内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成立，频繁活动，积极投入到推翻清政府的运动中。王绍鏊一踏上祖国大地，立即受到浓烈的革命气氛的感染，周身热血沸腾，回家乡后不几天，他就迫不及待赶往上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号角，随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土崩瓦解。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尚未集结，革命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尚未占优势地位。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号召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

王绍鏊后来回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25岁毕业返国，正值武昌起义，清室瓦解，我随章太炎（原名学乘，后易名为炳麟）先生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嗣改统一党，又和其他政团合并为共和党。我因陈英士派人刺死陶成章一事，对同盟会深致不满，又因黄克强的旗帜下面，多投机的新官僚，故始终和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格格不相入。但是共和党的元老派对我辈青年也是非常排挤，故一时彷徨无计，甚至我所组织的统一党苏州支部及吴江无锡常熟崇明宝山嘉定的分部，仍旧维持原状不加入新成立的共和党，相持至半年以上。”

王绍鏊对章炳麟敬慕已久。在上海见面后，彼此观点十分相投。章炳麟很欣赏王绍鏊的气度和才识，就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事后回顾：“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成员参加，并推章炳麟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炳麟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炳麟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

可事情的发展大出王绍鏊意料之外。正当中国革命需要在孙中山领导下联合各革命力量通力合作，以遏制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的关键时刻，章炳麟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原来，早先章炳麟和孙中山、黄兴合作共建同盟会也是求同存异，在许多问题上一直互有龈龉。及至1911年12月，上海都督陈其美（同盟会会员）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中山先生派人刺死了光复会军事首领陶成章，便激化了章炳麟不满。由于章炳麟的偏见，更主要是他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不再和他合作，这正中了袁世凯的挑拨离间之计。王绍鏊称，这是他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

1911年（辛亥）冬，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1912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士照旧。

据王绍鏊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张弧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就是利用熊希龄的关系介绍张弧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王绍鏊对此深信不疑，后王绍鏊随章炳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他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王绍鏊曾回忆说：“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凤昌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曾受吴长庆之命教过袁世凯诗词和八股文。但袁世凯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謇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謇因此对袁世凯很不满。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王绍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中山先生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争执的焦点，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在激烈的争执中合并组成共和党

1912年5月，统一党终于和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并成共和党，在北京成立本部，推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等为理事。

参加统一党的人，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1912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

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后台是梁启超，梁是拥护袁世凯的，籍忠寅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起来，宋教仁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

王绍鏊回忆说：“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请，又派专人去接章炳麟到北京“商谈国是”。王绍鏊和黄云鹏等人随行。到北京后，章炳麟受到了袁世凯十分隆重的接待，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官职。章炳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还向袁世凯要了一万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成立新共和党以与国民党提携

共和党组成后，在临时参议院中还不是多数党。1913年春，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党，从而控制国会。因此，他一方面唆使党羽暗杀了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另一方面又策动共和党同以汤化龙、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和王揖唐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以与国民党抗衡。进步党于5月29日组成，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熊希龄、张謇、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为理事。

在这次改组中，共和党内部又是意见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执。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的“少壮派”，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共同监督袁世凯的同国民党相对抗的御用党。持这种意见的，共和党中有议员80余人。其中以四川、江苏、湖北三省的议员居多，计四川有黄云鹏等近20人，江苏有王汝圻、徐兰墅、胡应庚、解树强、王绍鏊等10余人，湖北有张伯烈、时功玖、胡鄂公、胡祖舜20几人，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员20人左右。这80余人，约占参、众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是一个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二十几人，大多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社社员，比较进步，又拥护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并。争执的结果，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立，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并且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有人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由于共和党的分裂，袁世凯想使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员，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团，供其使唤。例如，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孙毓筠也成立了××会（已忘其名），等等（其中刘、孙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同时，这样一来，进步党的议席同这些小政团的议席加在一起，袁世凯才控制了多数。

王绍鏊和宋教仁在民国初期曾有过密切交往，王绍鏊曾为统一党与谁合并事多次去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宋教仁的寓所请教。宋教仁鼓励他在共和党内部团结少壮派进行斗争，同样可以与国民党提携合作：“现在情况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而统一党还有不少青年人，双方齐心协力，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同盟会方面，现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组为国民党。你们并入共和党后，将来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国民党互相提携。”王绍鏊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赢得了不少有正义感的议员的好感。不久，他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政党国会成了民主政治的点缀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大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1913年9月5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大总统的决议，之后参议院也于9月8日议决表示同意。

王绍鏊在《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一文中回忆：“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

王绍鏊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对这项工作颇为重视，认真负责，天天到天坛祈年殿“上班”。王绍鏊平素不喜劳神于琐屑之事，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每逢议会政治的事必做详细笔记，而且记之甚详。他在笔记中回忆当时的心路历程：“余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年最少，亦最天真，以为一部宪法即可拨乱反正，故埋头制宪，乃为唯一无二之救国大计。”“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丁世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汤漪，还有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期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

可是袁世凯在利用国会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把国会看成是对自己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尤其感到国民党在议会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欲图解散国会。1913年1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几次派军警收缴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有过关系的议员的议员证章证书，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

王绍鏊虽非国民党员，但他不能容忍袁世凯公然践踏民主的行径。严酷的斗争教育了他，也打碎了许多盲目学习西方制宪政治的人的美梦。王绍鏊在笔记中写道：“各国宪法，本皆由政治斗争胜利而产生，不问其胜利之阶级背景如何，而皆为一种群众势力之结晶，实毫无疑问。然在吾国会当时，二次革命，已完全失败，袁世凯非法逮捕褚辅成等八议员，已威胁至国会本身，而宪法起草会同人，犹不顾一切，以完成此中华民国第一次之宪法草案，不可谓非吾国书呆子之奇迹。”他已经无法再进行工作，于是愤然南归。

此时此刻，王绍鏊已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由于他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就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有很大的妥协性，容易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王绍鏊当选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证章

背景资料：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在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早年即投身于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是一位民主革命的斗士。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定，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心尽力，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和聪明才智。